曹刿论战,“论”的精髓

曹刿论战,“论”的精髓
曹刿论战,“论”的精髓

曹刿论战,“论”的精髓
《曹刿论战》之我见：论“战”更是论“谋”
记得高中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文章名字叫《曹刿论战》.该文引自春秋《左传》,讲述了曹刿这个军事家是如何帮助鲁国战胜强大的齐国的.此后历史就记录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名句.本人在此并非想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只是觉得,如果这样简单就把这件著名的历史片段给总结了未免太草率了些.
《曹刿论战》选自《左传·庄公十年》.本篇又题作“齐鲁长勺之战”或“长勺之战”.这一战争发生在公元前684年,是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之一.其主要内容不是记叙这次战役的进程,而是记录曹刿关于战争的论述.文章的关键词是“远谋”一语,通过人物对话,曹刿的“远谋”和“肉食者鄙”都得到了鲜明的再现.
曹大人是何以战胜强齐的呢?记得当年我的导师是这样说：“政治上取信于民,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掌握战机,是弱国战胜强国的必要条件.”这种解释几乎完美.多少年来也没有人对此提出过质问：“政治上取信于民,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掌握战机,是以弱胜强的必要条件.”到底那一个才是必要条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二者有联系,但是二者有不完全等同,总该有个先后吧,何况政治的优势不一定能与战争的胜利挂绝对的钩.
或许大家要问：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其实很简单：我认为曹大人不仅仅是个铁肩担道义、忠心献祖国的军事家,还是一个政治力堪比管仲、商鞅的治国良才.而且他还有世间少有的把握改革时机的能力.
开始论证之前,须交代历史背景,这与新闻构成要素是一样的：
;“齐鲁长勺之战”或“长勺之战”.这一战事发生在鲁庄公十年(前684),是齐桓公即位后向鲁国发动的第二次战争.
此前两年,齐桓公(公子小白)与其庶兄公子纠曾进行过激烈的争夺君位的斗争.当时篡君夺位的公孙无知(齐襄公堂弟)已被杀,齐国一时无君,因此避难于鲁国的公子纠和避难于莒国的公子小白都争相赶回齐国.鲁庄公支持公子纠主国,亲自率军护送公子纠返齐,并派管仲拦击、刺杀公子小白.然而鲁国的谋划没有成功,公子小白已出乎意料地抢先归齐,取得了君位.齐桓公即位后当即反击鲁军,两军交战于乾时(齐地),齐胜鲁败.乘兵胜之威,齐桓公胁迫鲁国杀掉了公子纠.齐桓公虽在其庶兄的血泊中巩固了权位.但对鲁国却一直怨恨难平,因此转年春便再次发兵攻鲁,进行军事报复和武力惩罚.于是长勺之战便在鲁地展开.
此外,在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主席对长勺之战的评价：春秋时期,鲁与齐战.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制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创造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
抛开这些,回到那场战争开始之前.“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曹刿问鲁庄公,大敌当前,您打算用什么办法退敌?）.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采用借小惠赢得近臣的拥护,借小信赢得神灵的保护）曹刿当然否定了这一看法.提出“惠未循,民弗从也.信未孚,神弗福也.”（小恩小惠就想换取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最后庄公说：“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加强审判和处理政务的能力.尤其是死刑二审核准与量刑,要尽量做到以人为本）对曰：“是则可矣.”（可以凭借此战胜齐国了）这样一来,曹大人终于让庄公认识到人民的重要性,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
但是问题来了,曹刿战前重视人民力量的向心力固然不错,但是鲁国毕竟是弱国,而且在春秋时代那个专制剥削的体制下,仅仅靠战前的“临时抱佛脚”——“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就可以御敌与千里之外了吗?当时齐军几乎已经全线进入到了鲁国的国境,这个时候再讨论作战的主要条件未免也太浪漫了些.
我们无法探知当时二人对话论战的真实背景,但是就从解决齐军压境的现实问题来来看,就算做到了“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也不见得会有立杆见影的效果.因为从后来的史料上看,从战争开始到结束也没有关于：鲁国在获得所谓的“民心向背”之后“全民皆兵,同仇敌忾,共抗强敌”的描述.相反只有曹大人“用兵如神,三通鼓毕,败敌千里”的记叙.那么在那场战前动员会上,庄公和曹刿的对话意于何为?
其实,当时的情况已经是千钧一发,而庄公和曹刿此时最最应该讨论的不是如何改变旧有体制下的种种有悖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问题,相反应该是抓住主要矛盾——讨论如何退敌.如果鲁国在此刻不能做到防御成功,那么不要说是人心向背了,全国上到国君下到黎民,都将成为齐国的阶下囚.
可是历史不容更改：曹刿和庄公当时的确是在讨论如何治理国家,而不是如何解决当下的兵祸之急；而曹刿恰恰也是在这样一场似乎不合时宜的宫廷战前动员会后,取得了保家为国的旷世功勋.
思前想后,有以下几种解释：
一.史料记载不全.当时的情况十万火急,其实不要说曹刿这样的智力之士了,恐怕就是三岁小孩都知道：别人要消灭他,他至少也该想办法躲避或让这个计划破产才对.但《左传》的特点是“言事相兼”.其文字简练生动,描写整个战争前后的情节详略十分得当.即：把重要的环节加以祥述,而一些细小的环节仅一笔划过.其实,论战一开始时,讨论的问题必定切中要害.既：御敌的具体战术,比如,兵器钱粮筹备、调度指挥兵士等.但是此时战争并没有真正打响,而讨论自然也仅仅局限在猜度阶段,至于到临战阶段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谁也不敢说.如果此时作者对战前战术加以浓墨重彩,未免陷入纸上谈兵的嫌疑.换句话说,曹刿当时还尚未亲赴战场勘察,又怎么可能提前谋划出“彼竭我盈,故克之”的战术呢?如果真是这样,那《左传》就不是史书,而是神话了.
所以,论战的过程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曹大人与庄公关于“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的辩论.而且这段描述则是曹刿论战的精髓所在：“牺牲玉帛,弗敢加也”、“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三条理论无论是兵临城下还是太平盛世都是必须长期贯彻和执行的治国战略,它的核心就在于构建和谐、以民为本.不要说是春秋战国那个硝烟弥漫的时代了,就算是到当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三点都非常地有教育意义.所以,作者在描写这一段历史时,故意把战略和治国理念放在了论战过程中,而把具体与齐国交战的战术运用融进了曹刿的临阵指挥当中.这样描写的确饱含了左丘明的苦心.同时也突出了《左传》一书的写作风格和“言事相兼”的特点.
二.曹刿其人机敏的表现.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恐怕从作者左丘明开始到今天的高中语文课本都要重新认识曹刿其人.齐军压境,鲁国危在旦夕.此时的情况是找不到可以化解这场危机的栋梁之才.正如曹刿的乡里乡亲所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当然对此做出了回应“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远谋,中国人说了不知道几千年,真正达者有几?而曹刿的“远谋”恐怕也没有几个人比得上.大家不要忘了一点,在齐国大军压境之前.咱们的曹刿不过是个乡野草民,除了与引见他与庄公见面的某些个“肉食者”有些许来往,绝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他.请见之日庄公当然是要首先讨论御敌之策了,但是曹刿在面对这个脑满肠肥的“肉食者”时,并没有急于献策.相反问起了这个统治者该以何退敌?
庄公此时早就豁出去了,只要能保住江山什么都行呀.于是他说：“衣食这类使人安生的东西,我不敢独自享用,一定把这些东西分给臣下.”当然,曹刿应答道：“这些微小的恩惠没有遍施于众,庶民百姓是不会听从您的.”
随后,庄公说：“祭祀用的牺牲玉帛,我不敢虚报,一定如实告神.”曹刿应答道：“这些小信用不能让神深受感动,神不会降福于您.”
最后庄公彻底放弃了统治者的最后底线说：“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一一细察,但是我一定合情合理处理.”曹刿这才应答道：“这是尽心尽意处理政事的表现,凭借这点可以和齐军打一仗.如果迎战,请允许我跟随您一道去御敌.”
从这一刻起,曹刿多年的政治理想,治国理念,改革方针才得到了贯彻.其实凭曹刿的才能,他何以多年以来都不为朝廷所重用.原因太简单了“肉食者（太）鄙,未能远谋.”如果他的政治理想：“衣食所安,必以分人.”、“牺牲玉帛,必以信.”、“小大之狱,必以情.”得不到实现,又何必与无知的“肉食者”为伍.而此刻的齐军压境正好给了他一个实现多年政治理想和抱负的机会.换句话说,他其实对于击溃齐军早已胸有成竹,只是利用了鲁庄公“病急乱投医,事急胡许诺”的焦躁心理,顺理成章的将治国“三大纲领”从幕后推向了前台.所以,曹刿的厉害恰恰在于能够把握时机.毕竟,平日里莫说借庄公的口提出改革方针了,恐怕连见他老人家的机会都没有.
其实,咱们不能太苛求庄公这样的统治者.毕竟作为一个不能“远谋”的肉食者,他在临危之际还有头脑去拿福利待遇去拉拢能帮他度过难关的人（不分贵贱）已经很不错了.
以上看法不管是那一种成立,对于曹刿我们都必须换一种新的认识,尽管他的戏份并不多.曹刿远不止是个军事家,他还是一个改革家.不过他没有商鞅幸运,他的治国理念必须依靠时机加以推出.可惜的是,从历史的最终发展上看,他的改革还是被统治者遗忘了.否则统一中国的不应该是秦国,而是鲁国.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fú）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mǐ），故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