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尧舜禹时代的背景特点

皇帝尧舜禹时代的背景特点
皇帝尧舜禹时代的背景特点

皇帝尧舜禹时代的背景特点
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杰出首领,先后有尧（y2o）、舜(sh)n)、禹(y().那时候,部落联盟首领由推选产生.尧年老了,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大家推举有才德的舜为继承人.尧死后,舜继承了尧的位置.舜年老了,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把位置让给治水有功的禹.这种更替首领位置的办法,历史上叫作“禅让”.
　　按史学界相沿巳久的观点,尧、舜、禹是三位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的时代处于蒙昧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化的门槛,他们是夏王朝建立之前,也就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三位英雄.但这仅仅是根据传说的推论,有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令人疑窦丛生[1].而且,有关尧、舜、禹的传说到了秦汉时代已是众说纷纭,以致司马迁在撰写他们的事迹时也不得不“疑则传疑”,[2]对许多问题无法做出定论,更何况我们比司马迁又晚了二千年.笔者认为,要真正了解尧舜禹,真正认识他们的时代,必须从新的角度,寻找能勘定其时代的历史坐标,这个坐标应当是大洪水.
　　尧舜禹时代,是一个洪水泛滥的时代,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直到大禹时代,才历尽千辛万苦,平息了这场灾难.这场洪水之大,《淮南子•览冥篇》说得很形象:“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水浩洋而不息”这是人们记忆中最大的一次大洪水,从此之后再也未有类似洪水的发生.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世界几乎所有的古老民族都有关于洪水的传说与神话,而且他们往往把大洪水作为自己民族的起点(或者说大洪水是古老民族记忆的起点),对大洪水以前的历史多语焉不详.我们中国也不例外.读一下中国早期的历史与传说,不难发现,尧舜禹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传说的起点,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典籍《尚书》,即“独载尧以来”史事,至于黄帝、炎帝等等的传说都是后人一步一步地追加的,也就是说,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开始于尧舜禹时代,即大洪水时代.
　　那么,为什么各民族记忆的起点是大洪水呢?为什么人类就不能记忆起更早一点的事情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大洪水对各民族来说几乎都是灭顶之灾,它湮没了人类以往的文明,迫使各民族从头做起,开创自己的新世纪.从《吉尔伽美什史诗》到《圣经》,从古玛雅传说到中国纳西族的《创世纪》史诗,都充分反映出这一特色.这表明大洪水的原型不是为一般的暴风雨所引起的洪水泛滥,而是一场全球性的、毁灭性的大洪水.
　　我们人类历史上是否曾经有过样一场大洪水?回答这个问题还须求之于地质史与气象史.
　　约略与我们人类共生的第四纪冰期,在距今约10万年前左右进入了大理冰期时代.9万年前气温降至今天的温度水平；8万年前降至比今天约低5℃；3万年前降至最低点,比今天气温低l℃左右；1.9万年前开始缓缓回升；至1.2万年前左右才达到8万年前的温度水平.[3]温度的降低,使冰盖与冰川迅速发育.这一时期,欧洲有斯堪的纳维亚等三大冰川中心,冰川前锋推进到了东欧与中欧,较之以往南进了200公里以上；北美主要有劳伦申冰盖与科迪勒拉冰川,冰川前锋到达圣路易州,覆盖了纽约等地:亚洲主要有西伯利亚冰盖与青藏高原冰盖,后者厚达1500米以上；另外,我国的华北、秦岭以及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也都有冰川分布.[4]冰盖与冰川的扩张,摄取了大量的液体水,使世界海平面平均下降了100米以上,我国的渤海、黄海、东海的大部分地区一度变成陆地,而且是良好的平原地貌.日本列岛和我国的台湾等岛屿也曾与欧亚大陆相连接.我国海洋学家曾成开、朱永其等人曾对当时东海平原的范围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长江口外的东海平原最远点延伸到东经128°以外,距今天的长江口约700公里.这一地区河网密布,仅长江分流的入海河流即有16个以上,平原的边缘地区是浅水环境,沉积物为富含有机质的泥,而后在上生长了芦苇,渐成为草丛泥沼,属陆相沉积[5].这样的平原地带还是十分适于人类居住的.我国虽然还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考古发现,但欧洲北海地区的考古发现可以间接为证.在大理冰期中,北海也曾变为陆地,使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连接在一起,现代的北海渔民常从海底打捞出石刀、石斧以及猛犸象的骨骼,据考古学家的研究,这些石刀、石斧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它表明在北海为陆地期间,曾经居住着人类的祖先[6].另外,这一时期的地中海也曾变为平原,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在其名著《世界史纲》中提出:‘在今天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曾经是一片气候宜人的陆地,分布着众多的河谷与森林,在现在淹没的地区、当年的河谷和森林里,一定有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出没其间,新石器时代的暗白种人,就是地中海种族的人,在这个已经淹没的盆地里,向开始定居和开始有文明的道路上走得已经相当远了.[7]
　　当然,海水消退后的海底平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适于人类与其它陆生或淡水生物生存,这段时间约为一千年以上.那么,东海平原与黄海、渤海平原存在多久呢?由于我国海洋学界目前尚缺乏对此问题的整体研究,我们可以借用日本学者高保良1976年对这一时期日本附近海面变化的研究成果来说明,因为日本周围海面的升降变化与我国东海、渤海、黄海海面的变化应是基本同步的.高保良认为:自10万年前开始,海面开始下降,7.2万年前陡然降至一60米以下,3万年前又降至一100米以下,2.5万年前继续下降至一140米以下；1.7万年前海面上升,至一100米左右,至1.2万年前复升至一60米左右,大约8千年前,达到今天海平面的高度[8].
　　海平面在一60米以下维持了6万年左右,也就是说一60米以上地区的三海平原存在了6万年,海平面在一100米以下维持了1.3万年.一100米以上的三海平原也存在了1.3万年左右,这时的三海平原,已能包括今天三海海域的大部分地区.海平面在一140米以下维持了约7千年左右,此时,亚洲大陆与日本、台湾列岛连在了一起.
　　在这样一块大陆上,在这样漫长的岁月中(长则六万年,短则七千年),三海平原能是一片空白吗?要知道,7千年就等于从仰韶文化到宇航时代的全部岁月啊!何况有相当一部分大陆存在了6万年、1.3万年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这一时期原有的大陆情况吧.古气候学研究表明,大理冰期的顶峰时代,即3万至1万多年以前,寒冷与干旱是我国大陆的主要气候特征,南方的湘西,黔东温度降低值有10—13℃浙江为12℃左右,渭南为I4℃左右,北京也为12℃左右,我国东部地区的冰缘区南界到达了北纬34°20′,长江中下游山地的多年冰土下界在海拔850米上下.多年来,在华北和中原地区发现了不少寒冷气候下生活的哺乳类化石,披毛犀化石出士点一直分布中原地区,这当然不是偶然为之,而是取决于冻士界线的南移.我国现代多年冻土区南界在北纬48°以北,而大理冰期时多年冻土区南界在北纬34°左右,相差14个纬度,若以中纬度地区冻士区每增加一个纬度温度降低0.6——1.0℃计,我国温度在大理冰期比现在要低9——14℃,比大理冰期前要低13——14℃左右[9].
　　冰期时代必然伴随着严重的干旱,这一点已是定论.在大理冰期的顶峰时代,由于气温的急剧下降,冰缘线与多年冻土带的南移,加上严重的干旱,必然使大批温热带草木死亡,温带动物离开故土,寻求新的乐园.我们人类的祖先会不会固执地停留在原地呢?我认为一般不会,他们中的多数也会象其它动物一样离开已经变得陌生的环境,也去寻求新的乐园.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也会有一部分人类留在原地与寒冷干旱抗争.
　　新的乐园在哪儿?我们祖先中的相当一部分会沿着他们熟悉的大河往前寻觅,最终到达河网密布,相对温暖与湿润的海边.渤海平原、黄海平原、东海平原逐渐成为理想的选择,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选择过程.
　　大家可能还都记得一个神话.就是麻姑的故事.晋朝葛洪撰写的《神仙传》一书写道:仙人王远降临蔡经家,召女仙麻姑,麻姑说道:“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10]这也是“沧海桑田”一词的由来.麻姑所说的东海三为桑田、还为陵陆是不是包含了我们民族对往事的模糊记忆呢?我看未必不是!
　　我国最早的古代传说集成著作《山海经》,目前国内外史学界与地理、地质学界都对它十分感兴趣,因为它记载的许多古老传说都已得到或正在得到印证.《山海经》研究专家何幼琦先生提出,《海经》中所描述的昆仑之墟是今天的泰山,并在《海经新探》一文中进行了严密的考证[11].我十分同意这一观点,按这一观点看待《海经》,原来难以解释的许多地望、部族都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在《海经》中,昆仑之墟是西方的高山,人们对它往往是可望不可及,有一种强烈的神秘感.比如《海经》是这样描述昆仑的:“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城,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门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痍莫能上冈之岩”.留下昆仑这一传说的部族必定活动在距此地较远的东方,否则,不会有如此强烈的神秘感.具体地点应当在黄海平原一带.《山海经•海内经》中许多难解的迷,恐怕都可以在三海平原找到答案.当然,随着后来海水的上涨,北方远古人类的活动又都集中于黄河流域,泰山已失去了神秘性,因此,在人们的观念中,昆仑之墟便被迁到了更遥远的西方.
　　我国早期文明的重心是否曾向三海平原移动,尚有待于海洋考古学的确定,但在现有的陆上考古成果看,这种移动还是有踪迹可寻的.众所周知.我国分布着众多的旧石器遗址,无论是东北、华北、华东还是关中、江南都有较多的新发现.我国也分布着内容十分丰富的新石器遗址,如七千年前开始华北有仰韶文化、北辛——大汶口文化,华南则以河姆渡文化与大坌坑文化为代表,这些文化都有比较发达的农业种植技术与手工业技术,动物饲养与艺木审美观念也较发达.
　　但在我国的考古发掘中有一个缺环,即新旧石器之交的中石器遗址十分缺少,新石器早期的遗址也比较单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指出：“中石器时代的研究一直是我国考古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七十年代以前,黄河流域能初步定为中石器时代的遗存仅陕西沙苑一处.1974年正式发表了许昌灵井的资料,1976年一1978年又发掘了山西沁水下川遗址.发现了有明确层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代的遗存,日后这批资料的发表,将会促使黄河流域中石器时代的研究前进一步.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长期以来引人重视,发现了一点线索,但资料比较零星.只是近几年来才有磁山,裴李岗,北首岭下层三处遗址的发现与进一步揭露.……”[12].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磁山、裴李岗与北首岭下层遗址,只是比仰韶文化等略早一点或相当,它们都不早于八千年前,而且裴李岗与磁山文化也都有了比较成熟的农业生产与精神生活,显然不是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这一现象令人深思,因为从旧石器晚期到八千年前这一新旧石器的交接时代,正与大理冰期的顶峰时代约略相当,这种巧合绝非偶然.
　　在偌大一块大陆上,分布有众多的旧石器文化与发达的新石器文化,为什么中石器文化遗址如此难觅,为什么很少发现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早期遗址:比较可信的答案就是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渤海、黄海、东海之下,那里曾是那个时代我们祖先的活动中心.而至八千年前,随着大理冰期的终止,海水上涨到今天的海平面高度,我们劫后余生的先民们又分布于今天大陆的东西南北,带回了在三海平原发展起来的新石器文化,使今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遍布于黄河内外,大江南北.
　　如前所述,大理冰期约在1.9万年前开始走下顶蜂,约于.2万年前开始逐渐结束,温度较快地得到回升,海平面不断上涨,到八千年前左右,我国的气温已略高于今天,海平面也基本相当于今天海平面的水平.在这四千年间,战争与洪水是当时两大社会主题.冰后期的温暖不仅使得海水猛进,而且还带来大雨滂沱与河水泛滥.猛涨的海水与泛滥的河水不断袭击着我们那些居于三海平原的先民们,这种袭击有时是毁灭性的.残存的部落、幸免的人群纷纷涌向高地,离开了他们生息繁衍了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故土,重新回到他们远祖的土地.部落之间,先到者与后到者之间不断发生激烈的战争,我们历史上的英雄时代开始了,我们上古残缺不全的文字记载中也开始透露出这一时期我们先民的某些信息.
　　在甲骨文中“昔”字写作“音”或作“袅”,表明过去发生的、在我们先民中印象最深的事件就是洪水,以至于把太阳下汹涌的洪水当作“过去”的代名词或象征,这实在是一种可怕的记忆.这应当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大洪水,尧舜禹都与它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尚书•尧典》称帝尧之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上》也称“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汜滥于于下,……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尧时的洪水主要是指海水的上涨,《孟子•滕文公下》曰:“当尧之时,水逆行,汜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水“逆行”即指往西流的洪水,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河水一般是由西向东流,只有海水上涨时,才能出现水逆行的情况.
　　由于这时的主要洪水威胁来自海水上涨,所以尧派出的治水大员鲧便采取了堵的办法.我国上古史籍中常常能见到“鲧陻洪水”、“鲧障洪水”等记载,在海水缓缓上升时期,‘堵’是防止海侵的唯一有效途径,不过,鲧面临的却是海水的不住地上升,堵不胜堵,最后以失败告终.
　　禹的时代要晚一些,《吕氏春秋•应同篇》说.“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草木秋冬不杀”,说明此时黄河下游的气温已接近亚热带的水平,由史料又能看出这种气温的变化是在禹时开始的.根据地质部地质力学研究所段万调等同志所作《我国东部地区冰后期气候变动表》,自八千年前开始,我国东部地区处在一个相对高温期,较今天高出2-3℃.较一万年前高出了7-8℃[13].基于此,可以认为,传说中的大禹时代大约就跨越了这一冷暖交替时期.这一时期,海水的大规模上涨基本停止,河水的泛滥也略有减轻,我们先民们面临的主要间题是遍地的积水与沼泽,在高温作用下腥臭污秽,农业生产无法展开.《山海经•大荒北经》曾记道：“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欤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生水不可居也.”
　　面对这种情况,大禹治水主要采取了‘疏’的方法,《国语•鲁语》所说的“疏川导滞”是对大禹治水的较好概括.大禹治水取得了成功,此后,我们的先民们再也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洪水灾害,大禹也就成了中华民族的英雄.
　　与鲧、禹治水的同时,尧舜禹部落联盟体系与共工、三苗等部落联盟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共工是我国上古时代一个很有特色的部落,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指出:“在古书中多传共工氏的事迹,上及远古,下到虞夏,可以指明共工在古代为一显著的氏族,共系地名,工未知何义,对于共工氏的传说颇不一致,有恭维他的,也有诋毁他的,可是不管恭维与诋毁,它的传说几乎全同水有关.……但是,它的建国在今何地,古代无传.”徐先生之言十分正确,共工与水总是紧紧相联,甚至被目为水神.不过,我们还可以细究一下故实,看看共工与什么样的水有关系,它为什么未给后人留下它建国之地的什么影子?
　　《淮南子•天文训》称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敌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敌水潦尘埃归焉.”这实际上是古人把地上河水和远处的海水都涌向东南低地的解释,《淮南子•本经训》更明确地认为共工是大洪水的祸首:“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四海溟涬,民皆上邱陵,赴树木.”
　　人们为什么要把共工当成洪水泛滥的罪魁呢?为什么要与共工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呢?
　　合理的解释应当是这样:在大理冰期时代结束前,共工等部落居于三海平原的深处,尧舜禹居于高处,或者是跨有今天的陆海相邻处.在冰期结束后的洪水上涨中,共工氏等部落联盟步步后退,与居于高处的部落势必发生战争,而居于高处的人们看到共工到那儿,洪水就跟到那儿,因此便认为“共工振滔洪水.”正因为共工的家园彻底地藏身海底,所以,“它的建国在今何地,古代无传.”
　　《山海经•大荒西经》称:“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有禹攻共工山”不周山在何处?《山海经》又称:‘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山有名不合,海水入焉.清楚地表明共工的根据地不周山在大海之中.《吕氏春秋•求人篇》也记道:‘禹东至樽木之地,日出九津……青丘之乡.’注:“青丘,东海地名”这些残存的传说向我们表明尧舜禹联盟曾与共工在今天的海底发生过战争,而共工的家园也在大海之下的某一位置.
　　三苗的情况与共工相似,《山海经》称其居赤水之东,依何幼琦先生的解释,赤水即今山东沂水,沂水距黄海不足一百公里,因此居赤水之东的三苗部落应当是居于黄海平原.
　　尧舜禹部落联盟对共工、三苗等部落的战争,最终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尧舜禹部落联盟巩固、扩展了他们在东方的统治,“流共工于幽州,窜三苗于三危.”将这些大洪水的幸存者驱赶到周边地区.
　　长期以来,中国神话发展史上有一个难解的谜,就是为什么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地流传着灾难性的大洪水的传说与创世纪史诗,而中原与东部沿海地区却只有零零星星的治洪记载?现在看来,原因十分清楚,尧舜禹部落联盟由于居于高地,洪水未对他们形成灾难性的打击,而饱尝洪水之苦的劫后幸存者又被尧舜禹驱赶到了边远地区,所以,灾难性的大洪水的传讲也就集中流行于这些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