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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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
宋濂（1310—1381）,
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现在浙江义乌）人.他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当时,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炎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宋濂 （1310～1381）明初散文家，字景溪，号潜溪，浙江金华人。自幼好学，早年师从散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人，少负文名，元至正九年被荐为翰林编修，他固辞不就，隐居山中。朱元璋称帝后，任命他为文学顾问、江南儒学提举，授太子经。洪武二年（1369）奉旨修《元史》，后因涉案被请四川茂州，途中病故，正德时追谥文宪。宋濂推崇宗经。认为只有孔子之文“才称之为文”，“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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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 （1310～1381）明初散文家，字景溪，号潜溪，浙江金华人。自幼好学，早年师从散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人，少负文名，元至正九年被荐为翰林编修，他固辞不就，隐居山中。朱元璋称帝后，任命他为文学顾问、江南儒学提举，授太子经。洪武二年（1369）奉旨修《元史》，后因涉案被请四川茂州，途中病故，正德时追谥文宪。宋濂推崇宗经。认为只有孔子之文“才称之为文”，“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文原》），对于违背“温柔敦厚”传统的文章一律采取否定态度。他擅长散文创作，尤以传记文成就突出。代表作《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文章人物形象生动鲜活，宋濂善于抓住一些细节展现人物性格，并通过个性化语言的运用刻划人物，艺术成就较高。他的写景散文数量亦不少，且风格近似欧阳修，文笔清新，写景状物生动，不事雕琢，代表作有《桃花涧修禊诗序》、《环翠亭记》等。宋濂亲自经历了元末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故他的文章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往往在生动的描述中包含着寓意深刻的哲理，具有较强的思想性，明太祖朱元璋推其为“开国文臣之首”。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曾受业于浙东大儒吴
莱、柳贯、黄潽。元末隐居于乡里，一度信奉道教。至正二十年（1360）为朱元璋所征
召，明开国后为《元史》总裁，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明初朝廷“一代礼乐制作，
濂所裁定者居多”，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后因其孙宋慎受胡惟
庸一案牵连，全家谪徙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有《宋学士文集》。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
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
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
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
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
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
（《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
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
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
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
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
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
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
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
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
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
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
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
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
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
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
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
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
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
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
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
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
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
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
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
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
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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