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最该坚持的是什么

知识分子最该坚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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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最该坚持的是什么
随后,其章节陆陆续续地在一些网站上发表,并通过一些网友的博客进行了反复的转载.实事求是地讲,和马国川以及诸多网友的赞美之情不同,我对文中记录的周老先生的一些观点是不敢苟同的.因为在我看来,周老先生虽然已是百岁高龄,但他看问题的出发点却未见得高明.就说他那部被马国川引为佐证的杂文集《朝闻道集》吧,不好意思我也是购书者之一,要说该书获得了显赫的销量,那里面也有我的一份贡献.可是正如收视率并不等同于一部影视剧的艺术水准一样,一部书的销量也并不等同于他的精神价值.至少我就是一个买来后觉得后悔,今后也不会再有兴趣反复去读的读者罢. 周老先生对许多事情都有亲身经历,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这或许是很多人愿意把他的书拿来一读的原因.可是一个人的年寿高、经历广,并不代表着他的境界就高,眼光就准.相反的,如果他总是一味地沉迷于自己的观感,没有脱离原有的层次,那他的岁数再大,认识也不过始终是在原地踏步而已.更有可能的是,随着他对记忆的反复强化,他对自己的结论就越来越坚信不疑,以至于深陷进自己设置的牛角尖,难以自拔.此时再来上几位吹鼓手,一起吵闹一番,原本只是一些个人观点的东西,就会被放大成一部分人的共识. 在这里我不妨打个比方,好比我们是跟着一个资深的导游去游览颐和园.他会逐一给我们讲解每一个景点,把每一处建筑细节都讲得很详细.但他始终是在地面上,在那么一块地方打转转,所以如果只是第一次听到,我会很新奇,如果第十次还听的是这些,我就会感觉很无趣.这时候我需要的是站在高处,甚至于坐上直升飞机,对颐和园的全貌来一个完整的了解. 这两天又看到了上述对话录的最新一部分章节,网上推出的名字叫《知识分子要坚守科学与民主》.出于严谨的态度,我还是先从头到尾地读了一遍,然后依然想结合这个问题与周老先生展开商榷. 自从陈独秀为中国文化界引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以后,这二位“先生”就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心中树立起了高大的形象.许多人激动地发现,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正是由于我们的文化精髓里缺少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于是很自然地就把它们运用到救国的实践中,这就是后来所谓“实业救国”、“宪政民主”以及随之延伸出的“文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等提法的思想基础.从那以后,的确是有许多知识分子以此为最高境界和最终使命,毕生都在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实践,但是我们不得不说,通过多年之后我们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不难发现,处在那样一个灾难深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出于民族衰亡的紧迫性和激愤感,当时给出的中国为什么会落后挨打的答案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而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也就多了些狂热冲动的感性,少了些冷静客观的理性.并且他们之后得以进行科学与民主实践的土壤,依然来自于他人革命活动的成果.这种主从地位的反映,也许正是源于知识分子与革命领袖之间,对于什么是终极目标在理解上的偏差.而为人慷慨激昂的陈独秀,其实也并没有看清科学与民主的本质,也就说,他并没有搞清楚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究竟是一种工具性的理论,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这种偏颇,同样体现在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一开始他狂热地在中国宣扬马克思主义,可后来遇到复杂和困难的局面,他就迷茫了,而且最终还走向了革命初衷的反面.这正好说明,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是实用多于钻研,并没有从根本上理解吃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为了说明科学与民主只是理论工具而非终极目标,我们必须搞清楚科学与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先说科学.美国前著名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到：“科学的基本规则——真实与客观,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它反对任何形式的自利.客观的先决条件是正直、能力和谦虚.”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的这番话针对的是80年代美国经济学界不顾经济活动的客观实际,盲目进行各种新奇理论推导的现象.但它同样说出了科学的本质——基于道德的求真.也就是说,科学本身不是真,它只是求真的手段.而为了尽可能地触摸到真,除了必要的能力和谦虚的态度外,最根本的是要出于正直——也就是道德.无数的证据都为我们表明了,那些假科学之名行卑鄙之实图肮脏之利的行为,正在资本逐利的驱使下,泛滥于这个世界.那么,知识分子一旦离开了道德良知,这份对于科学的坚持难道不可怕吗? 我们再来看民主.无论我们如何界定民主,都应该搞清楚一点,民主只是手段,民生才是目的.我们采取的各种权利分享和制衡机制,最终都是为了让大多数人过上美好的生活.如果一种民主形式只有利于一少部分人或者一少部分国家,那么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也就不是什么普世意义上的制度.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学者,都认为民主本身就是一种普世价值,这就搞混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这就如同把车的好坏当成了目的,而开车去哪儿倒不重要了.还有比这更荒唐的逻辑吗? 因此上我们说,民主和科学的态度是必要的,但仅有这些还不够,还需要有一种超越民主和科学之上的意识.也只有认清了什么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才能识别出一种工具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否则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陷入到盲人摸象的窘境中. 正如我们需要站在万寿山上,或是有机会上到空中,才能够理解颐和园中为什么会在这儿建一组建筑,那儿筑一道堤岸,或是搭一座桥梁,以及那些看起来很独特的建筑形式,究竟好在哪里了.而如周老先生那样的导游,就算是把微观世界总结得再深入,也终究缺乏了一点宏观的视野和宽广的胸怀.如今的知识分子们,固然应该坚持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但更重要的是坚持道德标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天地良心.离开了这一点,只谈什么科学与民主,难免会像毛主席总结的那样,“只要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给不给你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拿枪打谁.因此上我想提醒周老先生,还有这位马国川和发表激烈言辞的网友们一句,知识分子最该坚持的,应该是道德.